袭，请你拿出证据，哪本书、哪篇论文里有完全相同的解法？”

马丁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

“最后，你上周在数学系散布流言，说我‘偷看研究生资料’、‘和犹太数学家有关系’，有证据吗？你说你叔叔弗兰克·韦伯是研究员，亲眼看到我翻阅资料，但他看到的是哪本书？哪一页？什么时候？他能作证吗？如果你没有证据，那么你的质疑就只是质疑，没有事实基础。在数学里，没有证明的命题，只能算猜想。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猜想，但请不要把它当成结论传播。”

“马丁，坐下，诺伊曼同学的回答已经很清楚。她的解法是她独立思考的结果，这一点我在批改试卷时可以确认——因为那道题的第叁种方法，连标准答案里都没有。如果这是抄袭，她抄的是谁？”

他转向全班，“另外，关于试卷的问题，这次小测的试卷是课前一个小时打印的，我打印完试卷后一直在办公室内，试卷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如果有人怀疑试卷泄露，那是在怀疑我的管理能力。

下课后，迈尔教授叫住了我。他递给一张纸。

“这是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会昨天提交的一份质询书。他们要求系里彻查学生成绩异常情况，特别提到了你的名字。理由是一位姓氏存疑、背景不明的学生，屡次取得异常优异的成绩，引发广泛质疑，为维护学术公正，有必要进行核查。”

我快速浏览了一遍。措辞正式，逻辑“严密”，每一个字都在合理质疑的框架内，但核心只有一个：露娜·诺伊曼可疑，需要调查。

“系里怎么回应？”

“暂时压下了。”迈尔教授说，“但压不了多久。维兰德教授虽然保守，但还算正直，他坚持成绩本身说明一切。可是有些人想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自己所在的立场。”

事态升级，从几个人的报复变成有组织的针对。关于我的谣言不再以口头语言传播，而是通过文件和报纸刊物作为媒介。

卢恩在一个午后递给我一本刊物。她翻到中间，一篇署名‘爱国教师’的文章。

“这篇文章是匿名投稿，但是编辑部的人和我父亲认识，这篇文章是弗兰克·韦伯写的，太过分了。”

文章不长，内容大概如此。

“有一些犹太名字的学者虽然已经去了美国，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在某些渠道传播，据悉，某柏林高校数学系一名女学生，姓氏于着名犹太数学家相同，解题风格高度相似，她平日行为孤僻，眼神异常，沉迷于抽象问题，对集体生活毫无兴趣，这是典型的犹太式特征，脱离民族土壤，沉迷空洞形式，教育当局应当警惕这种精神污染……”

“露娜，需不需要我让父亲帮忙把这些流言压下来？我听说他们已经不满于你本人，他们开始打探关于你父亲的事情“

“不需要压制。现在压制。最好的处理结果是学校出面澄清，弗兰克·韦伯、马丁·韦伯和理查德不会受到任何是值得影响。弗兰克·韦伯可以换一个名字继续写文章，理查德可以继续让父亲冲进办公室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小，根源还在，仇恨还在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们就会换一种方式继续。下一次只会更隐蔽更致命。并且如果我动用了冯·菲舍尔家族的力量去处理这个问题，谣言就会演变成犹太女生靠贵族撑腰，柏林大学被特权腐蚀，到那个时候，不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整个体系的信任危机。“

”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能放任他们的谣言，这会干扰你的生活。“

“在流言到达顶峰之前搜集所有的证据和证明材料，等到流言传播到最广，等到他们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等到他们的种族污蔑与造谣、他们认为的同学间的矛盾演变为法律和政治问题，超出他们能解决的力量范围的时候，再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，每一篇匿名文章的来源，每一次公开质疑的动机，每一个参与者之间是否有组织性的关联。这个时候的真相最有力量，代价也超乎想象，他们没有任何辩解空间，他们之后不敢，其他有这样想法的人也不敢。”

“如果他们不承认呢？”“他们不需要承认。一旦证据链完整，逻辑自洽，结论必然成立。”

”那篇匿名文章，我托人找到了弗兰克·韦伯的手稿，如果你要，我明天给你。“

”谢谢你，卢恩，这很重要。“

我照常上课，在高频电子电路实验课的时候，彼得压低声音问我。”露娜，你是不是被他们报复了？我听说了数学系那边的事情。“

”是的“

”我有些害怕，理查德他们那些人。我的父亲是工人，在西门子工厂当技术员，做了这份工作二十几年，理查德的父亲原本也是工人，之前我父亲和理查德的父亲关系不错。后来理查德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，穿上了褐衫，他们就变了，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，说话也带着鄙夷。我父亲最近说工厂里有冲锋队的人来宣传，要清理不纯分子，我前几天刚得罪了他，他们不讲道理，如果他们要来针对我家……”

“所以你害怕被报复。”

“所以我们应该